红船启航 荆楚力量 ——湖北为党的一大输送5位代表

中共一大会址。(新华社发)

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拍摄的1920年8月(上)和9月出版的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文全译本。(新华社发)

1929年,董必武写给何叔衡的信,回忆中共一大召开情况。

浙江嘉兴南湖停泊的中共一大纪念船。(新华社发)

100年前召开的中共一大,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。

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位代表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

他们是:上海的李达、李汉俊,武汉的董必武、陈潭秋,长沙的毛泽东、何叔衡,济南的王尽美、邓恩铭,北京的张国焘、刘仁静,广州的陈公博,旅日的周佛海,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。

这其中,有5位代表是湖北人。历经革命岁月,他们在时代洪流中命运迥异。

革命征程,路长且艰。

唯有坚守初心,方能不负人民,在历史的天空闪耀光芒。

董必武:

遵从马列无不胜

董必武

董必武(1886-1975,湖北红安人)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。

中共一大后,董必武和陈潭秋回到武汉,成立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。大革命失败后,中共鄂东特委领导以董必武名义发动著名的黄麻起义。

1934年10月,董必武参加长征。抗战中,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进行国共谈判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、国家副主席、代主席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。

数九寒天,典当皮袍办学

冬日暖阳,书声琅琅。

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的武汉中学(原名私立武汉中学校),是董必武等人于1920年创办的一所独具特色的学校。

从这所学校,走出了3位中共一大代表——董必武、陈潭秋、李汉俊。

学校大操场旁的几间平房古朴清雅,白墙碧瓦朱檐,这里是私立武汉中学校旧址。

“建校之前,董必武就提出‘教育确为救亡之第一策’。刚办校时,学校开办经费由董事分担。为凑足经费,数九寒天,董老典当了身上的皮袍,换来20元钱。”武汉中学校长杨定成介绍,当时学校任职教员的董事中,刘觉民任校长兼教修身,董必武教国文,李缄三教历史,刘质如教数学和图画,都不支薪。

武汉中学大门口矗立着董必武雕像,雕像背后的墙上刻着4个刚劲有力的大字:朴、诚、勇、毅。这是董必武当年拟定的校训。

“这4个字一直伴随着学校的每一位师生。”杨定成说。

为六角钱,向党中央作检讨

在家人眼中,董必武是怎样的人?

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视频连线董必武长孙、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会会长董绍壬。

“我3岁时,爷爷就去世了,我对爷爷的印象都来自家里的一桌一椅和长辈们的讲述。”董绍壬说,大家谈得最多的,还是爷爷的家国情怀和艰苦朴素作风。

董绍壬分享了两个让他印象深刻的故事——

1941年,董必武负责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财务工作。一次,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,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。为此,董必武十分自责,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:“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,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,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,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。”之后,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检查,亲自向党中央写检讨信。

1954年9月,董必武率团参加保加利亚国庆10周年典礼。东道国发给中国代表团每位团员一笔可观的生活费,用于购买日用品或纪念品。董必武建议,把钱留给我国使馆作为公用,可是有位团员不同意,说按照财务制度,使馆恐怕没有这个收入项目,担心不好办。董必武立即向在场的我国驻保加利亚大使询问,当得到肯定的答复时,他二话没说,带头把自己的钱留了下来,代表团其他成员也纷纷把钱留给了使馆。

“在爷爷心中,党性高于一切,要竭尽所能为国家省下一分一毫。”董绍壬说,爷爷喜欢喝红安茶,上午冲泡后,下午接着泡,没茶味了也舍不得换。

对身边人“约法三章”

在武汉中学的纪念馆,悬挂着一张照片,上面写着董必武对身边人“约法三章”的具体内容。

“不许向地方上要东西,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,不许接受礼物。”董绍壬说,这三条是爷爷一直坚持的原则。工作中,董必武还要求,妻儿不能进他和秘书的办公室。

“爷爷最坚持党性原则,从不通过个人关系办私事,也教育子女绝不能以他的名义要求特殊照顾、享受特权。”董绍壬说,爷爷对孙子的期盼十分质朴。爷爷曾给当时只有两岁的孙子董绍新写过一首诗《绍新孙》:“父母在晋县,农事忙田亩。望尔速长大,协作左右手。”当时爷爷已经是国家代主席,他的孩子董良翮下乡“插队”,他对孙子的希望就是让他快快长大,踏踏实实帮父母干农活。

在董必武的言传身教下,董家子孙严守艰苦朴素家风。董绍壬说:“父亲至今随身携带针线。我的孩子如果衣服破了,只要还可以穿,都会一针一线给他补过再穿。”

董必武是一位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。1975年3月5日,他写下一生中最后一首诗《九十初度》,作为临终嘱托,最后一句是“遵从马列无不胜,深信前途会伐柯”。

陈潭秋:

赴死从容侠骨香

陈潭秋

陈潭秋(1896-1943,湖北黄冈人)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。

1922年,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,主管组织工作。1923年,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,后到江西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和建党工作。

1924年,回到武汉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。历任华中、东南、华北、东北、华南和西北党的负责人。1943年,牺牲于新疆乌鲁木齐。

牺牲1年零9个月后当选为中央委员

陈潭秋故居纪念馆位于黄冈市黄州区陈策楼镇陈策楼村。

纪念馆里,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看到一幅中共七大召开的报纸陈列照。七大上,陈潭秋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。

令人唏嘘的是,此时距离陈潭秋牺牲已有一年零9个月。陈潭秋虽未参会,但由于对党的贡献巨大,仍高票当选中央委员,代表们并不知道他当时已被秘密杀害。

“牺牲后还当选中央委员,他是唯一一位。”讲解员深情讲述。

1939年,陈潭秋从苏联回国,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。1940年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,法西斯嚣张一时,国内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活动不断。新疆军阀盛世才勾结蒋介石,恶化同我党关系。陈潭秋遵照党中央指示,领导在新疆的党员群众进行坚决斗争。

1942年夏,中央决定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撤离。陈潭秋把自己列为最后一批,他说:“只要还有一个同志,我就不能走。”

当年9月17日,盛世才派军警包围我党集中驻地,以“督办请谈话”为名,把陈潭秋、毛泽民等5人“请”去。

1943年2月7日晚,陈潭秋入狱。敌人对陈潭秋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,诱逼陈潭秋在“脱党声明”上签字。陈潭秋铁骨铮铮,誓死不屈。

1943年9月27日深夜,盛世才恼羞成怒,下达秘密处决令,陈潭秋、毛泽民、林基路等英勇就义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陈潭秋的遗骨被安葬在乌鲁木齐市南郊烈士陵园。

“前不久,有位前来参观的老人在陈潭秋故居纪念馆旁带走一捧土、一瓶水。他说近期要去新疆,准备给陈潭秋带去,忠骨埋他乡,他一定会怀念家乡的草木水土。”忆及此事,讲解员哽咽落泪。

父子终生未谋面

纪念馆墙上,展出了陈潭秋写给三哥陈春林、六哥陈伟如的一封家书的翻拍件。

这封信写于1933年2月22日。

当时,陈潭秋住在上海,任江苏省委秘书长。中央决定调陈潭秋赴中央苏区工作,而妻子徐全直身怀六甲,身边还有一对儿女。

“我始终是萍踪浪迹、行止不定的人,几年来为生活南北奔驰,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,这样的生活,小孩子终成大累,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。两孩都活泼可爱,直妹本不舍离开他们,但又没有办法。”陈潭秋在信中恳请兄长抚养自己的孩子。

记者现场拨通了陈潭秋的第三个孩子、南开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陈志远的电话。

“父亲写这封信的时候,我还没出生,他在信中还特意安排了我的抚养问题。”88岁的陈志远清晰记得,父亲在信中说,“这次生产以后,我们也决定不养,准备送托人,不知六嫂添过孩子没有?如没有的话,是不是能接回去养?”

为了革命事业,舍小家顾大家,是共产党人的人生抉择。

家书流淌着陈潭秋的赤子情怀:“生活当然也很困苦的,但现在生活困苦,决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,已经成为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(除极少数人以外)了。”

家书寄出两个月后,陈志远出生。此时陈潭秋已离开上海,没能看上一眼。不久,徐全直被捕,次年2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。

“我在母亲怀里只依偎了2个月零8天,就被接走了。10岁时,父亲牺牲,我们终生未曾谋面。”老人的话语令人动容。

退休后,陈志远将全部积蓄捐出,一家人住在学校家属楼中。

每年9月27日,陈潭秋牺牲的这一天,他都会提醒家人,铭记烈士遗志,不忘初心。

李汉俊:

马克思主义的“播火者”

李汉俊

李汉俊(1890-1927,湖北潜江人) 中共创建时期有影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之一。

早年留学日本,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影响,信仰马克思主义。回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,和陈独秀等发起成立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。

1922年,回武汉从事革命工作。1927年底牺牲。

中共一大,在李汉俊和其兄李书城的寓所召开。

早期,李汉俊创办《劳动界》,参加编辑《新青年》、上海《星期评论》《共产党》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刊物。他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“播火者”,董必武称他是“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”。

1922年,李汉俊从上海回到武汉,在武昌中华大学、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执教,参加领导了后来的京汉铁路大罢工。

1927年底,李汉俊被反动军阀胡宗铎逮捕,12月17日遇害,他是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第一个为革命献身的人。

1952年8月,毛泽东亲自签发《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》,证书上写着:“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,丰功伟绩永垂不朽!”

包惠僧:

复归的“栖梧老人”

包惠僧

包惠僧(1894-1979,湖北团风人) 共产党武汉早期组织重要成员。

1922年至1923年,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、中共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、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。大革命失败后,误入歧途。解放后复归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身在澳门的包惠僧提出复归。

1949年11月,他回到北京。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毕业后,历任内务部研究员、参事。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。他和董必武等,参加了中共一大旧址勘查工作。

复归后,他以“栖梧老人”为笔名,发表大量关于建党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回忆文章,后结集出版《包惠僧回忆录》。

他的夫人谢缙云这样解释“栖梧老人”笔名:包惠僧把中华比作一棵茂盛的梧桐树,把自己比作其间的一只小鸟。

刘仁静:

最年轻的“一大”代表

刘仁静

刘仁静(1902-1987,湖北应城人)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重要成员。

1922年,与邓中夏一起创办《先驱》杂志。1929年因参加托派活动,被开除出党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经过学习改造,他被安排到人民出版社工作。后任国务院参事。

在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,年仅19岁的刘仁静最年轻,也是最后离世的一位。

在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中,他人生航船一度偏离航向。但党和政府始终关注、感召着他。

1950年,刘仁静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公开声明,承认错误,表示诚心拥护中国共产党。同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。1951年起在人民出版社担任特约编辑,从事翻译工作。

刘仁静晚年深有感慨地说:“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,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,还是没有抛弃我,给了我生活的出路。”

1987年8月5日,刘仁静在京逝世。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。

本版文字: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芳 周志兵 彭小萍

见习记者 金凌云

本版图片:省档案馆提供(除署名外)

【纠错】编辑:admin

发表评论

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。 必填项已用*标注